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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中，高校学费一路飞涨，引发了学生与家长的强烈不满。人们再次要求审视高等教育的作用和未来。讨论大学文凭的价值特别是研讨读大学是否还是成功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助于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变革与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举办论坛探讨

　　目前美国高校面临困境，一方面学费猛涨，学生贷款急剧增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无法在4年内毕业，甚至要花7～8年的时间才能毕业。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大学还适合所有的学生吗？人们也开始探讨，什么样的学生最适合读大学；学生应该上哪类大学；读大学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更有益；读大学要付出高昂的学费、甚至是长期的贷款，值不值得。

　　不久前，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专业期刊《高等教育纪事》组织了一次论坛，邀请了9位英美教育专家讨论上述问题，试图解答民众的疑惑。这9位专家分别是：斯基德莫尔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美国大学理事会资深政策分析专家桑迪鲍姆；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布莱恩卡普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教授W.诺顿格拉布；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科学家查尔斯穆雷；加州奥克兰市职业顾问马蒂耐姆科；俄亥俄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万德尔；曼哈顿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尔库斯温特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公共管理教授艾莉森沃尔夫以及观点学习公司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丹尼尔杨柯洛维奇。

　　大多数专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去读大学，而且，凡是符合入学条件、又愿意支付学费者就应该读大学。当今的社会与经济形势要求有上进心和耐心者去读书，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与发展。耐姆科提出，学生所在学校的教育专家应根据学生的成绩为他们提供帮助，使学生知道到底是该读四年制的本科还是读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是参加时间更短的职业培训、实习或者工作培训还是该去参军。格拉布提出，学生应该读大学，但他们必须了解大学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或是职业上怎样的利益，当然，他们还必须了解要获得一个学位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和怎样的困难才行。

　　也有专家提出异议。万德尔提出，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应该去读大学，或者至少不应该公费去读。理由是，现在很多新型工作对于学位的要求在减少，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增加，因此，很多工作并不需要这么多有大学文凭的人。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正面的观点认为，升学率的攀升对经济和社会都有重要影响。温特斯认为，提高美国的大学升学率有助于降低收入间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有助于美国保持其世界经济领袖的地位。美国所以在上世纪下半叶中占据着经济强势地位，无疑与教育的强盛有直接的关系。

　　但反面的观点似乎同样言之有理。耐姆科认为，持续增长的大学升学率于经济而言可能有害无益。现在有70%的高中生入读大学，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卡普兰甚至认为，上大学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来说是一种耗费。鼓励有才华的人花费许多年在无谓的竞赛之上，实际上剥夺了数不清的经济产出。他说：“我看不出学生在大学期间所学的技能与其日后在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能之间有什么联系。”万德尔对此提供了论据。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在各州支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维持着一种消极的关系，把边缘学生送入大学、最终辍学，是一种人力和经济资源上的浪费，而且会降低这些人日后的生活质量。

　　对这个问题大家都给予了正面回应。杨柯洛维奇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从实用的角度说，大学文凭比具体的技能更重要。因为对于雇主而言，有大学文凭的人都是有资格的雇员。所谓“有资格”，是说他们拥有了一些核心的技能，比如阅读、写作、思路清晰等，而且还能够给工作带去一种强烈的职业道德而这些，正是高等教育所能赋予他们的才能。如此一来，雇主就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技能上对他们进行训练了。

　　鲍姆说，个体从大学中受益的证据举不胜举，最典型的是，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挣得比高中毕业生多50%以上。尽管也有从未读过大学的人比大学毕业生挣得多，但这些个别的例子并不能证明什么。读大学并非旱涝保收的投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一种明智的投资。凡是能读大学的人，一般来说都得到了高额的回报。

　　沃尔夫认为，应该由学生和政府共同支付当然，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保险贷款方面，它要保证学生不会因为贫困、还不起贷款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穆雷则认为，最理想的，还是由学生自行支付。即便学生可能需要打工并晚几年入学，那也很好每个大学教授都能一眼看出那些直接从高中毕业读大学者与那些外出工作几年或者当过几年兵的学生之间的区别，后者明显要成熟得多，也更愿意集中精力去学习。

　　杨柯洛维奇提出，一方面加强政府资助，另一方面加强个人（包括校友、私人奖学金）捐助，这两者可以在帮助学生中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以通过拨款、契约与社区服务补贴等方式，给缺乏捐赠基金的大学以资助，同时通过低息贷款、奖学金、特别的勤工俭学项目、未来公众服务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给学生以资助。

　　但也有学者提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得越多，学生与家长可能就越少去在意大学的实际花费。而且一个悖论是，每次政府提高了资助金额或是在私人捐助基金提高之后，大学都迅速地提高了各项费用。

　　杨柯洛维奇坚持认为，美国的四年制大学和两年制学院比起其他国家来更有灵活性，也给求上进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甚至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一种核心的、适应我们文化与历史的美国传统是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一个稳固的堡垒”。沃尔夫也认为，美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不同，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向美国靠拢。但他同时指出，英国的学生贷款制度要比美国的好，因为英国有单一的由政府经营的或是准政府性质的公司专门负责学生的贷款事宜。

　　不过，鲍姆也提出，当一些国家把更多的经济责任置于政府从而减少学生经济负担的同时，日渐兴盛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在很多地方逐渐凸现了不平等现象。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因为政府在支持少数人学习的同时，却无法给予越来越多应该享受高等教育者相等的机会。

　　鲍姆认为，这个问题因人而异。首先，上大学的“得”很难用经济回报来计算；其次，即便现在学费高昂，考虑到学生所能获得的经济资助，对于大多数有上进心的学生来说，高中毕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可取的，甚至借贷去读也应该是值得的。沃尔夫也认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上大学的“得”无法用挣的多少来衡量。

　　耐姆科认为，我们对所有学生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在各种智慧的可能性中作出明智的选择。杨柯洛维奇补充说道，我们不仅有道义的责任，还有政治上的责任，应该使所有学生及其家长都对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深信不疑。他说：“美国的不成文社会契约的灵魂就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知道，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高等教育是转变个人命运的主渠道。”鲍姆也同样认为，只要学生有上进心，社会就有道义为他们创造条件使所有人都能够上大学。

　　格拉布和温特斯则都强调，社会的道义责任首先在于让高中毕业生为上大学或者为就业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