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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体育财政支出；体育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区域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的核心驱动作用。在这一战略导向下，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突破路径也在于创新驱动（黄海燕 等，2022；刘亮 等，2022）。具体而言，体育产业创新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康露 等，2021），成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支撑。而有效激发体育产业创新活力，离不开政策的有力引导与支持。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被寄予厚望以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李光龙 等，2019），同时也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关键政策文件中得到体现，其中财政支持被明确列为关键手段。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提升空间：在体育产业加速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体育财政支出能否有效转化为体育产业的实质性创新动力？其作用机制如何？现有文献虽关注财政政策对于体育产业的整体作用，但聚焦其创新效应的系统性实证研究，特别是揭示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特征的研究较为匮乏，制约了财政政策在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创新驱动效能的精准发挥。因此，本研究聚焦在高质量发展背景育财政支出如何影响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研究基于2007—2023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元回归与空间计量模型，旨在：1）实证检验体育财政支出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其稳健性；2）揭示其区域异质性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3）探索“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抑制产业集聚”两大核心作用渠道。

　　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作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在学术界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框架。在理论内涵方面，根据康露等（2024）的研究，体育产业创新体系是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由创新要素、网络组织、产业链、业态和制度五大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通过“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实现要素提升、组织重塑、补链强链、结构优化与制度创新，最终构建一个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徐开娟等（2019）也提出，体育产业创新需以“内容创新与运营升级”为根本，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升级。这表明，体育产业创新不仅是产业自身实现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在实践路径方面，体育产业创新需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需重视创新要素（如知识、技术、数据）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价值链升级（黄海燕 等，2022）。政策支持作为体育产业创新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其有效性依赖于多层次政策框架的协同构建与动态优化。刘扶民（2019）提出，政府需通过设立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创新领域。程名望等（202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通过提升技术交易市场活跃度间接促进体育产业创新。除此之外，有学者还从体育产业集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王会宗等（2024）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集聚与创新的耦合关系发现，体育产业集聚对创新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林晨等（2025）则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提出，新质生产力是体育产业创新的关键，技术突破、要素配置创新和模式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育产业创新在内涵与路径上与其他产业创新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于传统制造业以硬技术突破和工艺革新为主要动力，体育产业创新更强调技术、服务、文化与体验的综合耦合。1）体育产业兼具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其创新不仅体现在装备制造、数字平台等“硬件”环节，更突出赛事运营、运动体验、消费模式等“软件”层面的迭代升级（黄海燕，2022；江小涓，2018）。2）体育产业创新表现出高度的跨界融合特征，常常通过与科技、健康、教育、旅游、传媒等领域的深度结合，催生出智慧健身、沉浸式观赛、电竞体育等新兴业态（黄海燕 等，2025）。3）体育产业创新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李丽 等，2010；谭刚 等，2013），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产业效率和规模，更在于服务全民健身、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由此可见，体育产业创新具有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独特逻辑和价值取向，这也决定了其在资源投入与政策支持上更依赖财政支出的引导与保障。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关键工具，在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视角从单一的财政投入规模，逐步拓展至竞争模式及其区域异质性等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1）财政支出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不仅科技发明者与企业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财政科技支持也是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基础（高新雨 等，2018）。2）在竞争模式方面，朱德云等（2023）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竞争通过增加科技投入、缓解企业研发风险、优化创新要素配置等方式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效率。3）在异质性方面，郭兵等（2015）从微观企业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科技资助能有效激励企业创新活力，尤其对低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效果显著；肖叶等（2019）则从宏观区域角度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偏向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且该效应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最为显著。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关注财政支出在特定产业领域的作用。相关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研发资金约束、降低创新风险成本，从而有效提升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例如，马海涛等（2019）的研究表明，财政科技支出不仅促进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出，还提高了其技术效率，说明财政支持在传统制造业升级中具有关键作用。周夏飞等（2022）的研究则发现，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科研平台建设，显著推动了地方高校的科研创新和知识转化，进而带动区域创新发展。除此之外，财政支出在高新技术行业（陈远燕 等，2018）、战略性新兴产业（李苗苗 等，2014）等领域也表现出明显的创新驱动效应，表现为基础设施投入、人才政策扶持与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综合作用。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理解财政支出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也为探讨体育财政支出与体育产业创新的逻辑联系奠定了理论参照。

　　聚焦体育产业，已有研究表明其发展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单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更需要财政支出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支持。理论上看，代志新等（2023）研究表明，在经济效益视角财政可推动体育市场发展和弥补体育市场失灵，在社会效益视角财政可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和保障基本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健全体育产业财政政策体系和精准设计体育财政政策工具，能够有效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实践上看，白杨等（2018）指出，在体育产业发展初期主要呈现政府引导市场的特征，政府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为其指明方向并提供制度保障。徐俊等（2023）指出，体育财政支出政策工具不仅能有效推动体育产业规模扩张，还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李国等（2025）研究发现，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源优化等途径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逻辑上看，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硬技术突破，更体现为产品服务模式、组织方式和消费体验的综合创新。例如，智能健身设备、数字化赛事转播、体育大数据分析和沉浸式观赛体验等新兴领域，均需要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科研平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前期投入。与此同时，体育财政支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为中小体育企业分担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这种财政支持不仅有助于提高体育产业整体创新效率，也能增强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带动作用。综上所述，可以推断体育财政支出对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H1：体育财政支出对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

　　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通过多维度路径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并优化有效劳动供给。其作用机制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核心层面。一方面，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优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强化构成了财政政策干预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渠道。财政支出通过完善基础教育体系、扩充职业教育资源，系统性提升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平。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且具备健康体魄的劳动者不仅展现出更高的个体生产率，更因其更强的技术适应力与创新潜能，在应对新一轮技术变革时，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动态配置效率提升（庞瑞芝，2002）。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系统性推进体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劳动供给优化的物质基础。财政资金对现代化体育场馆、新型智能化健身中心及学校体育设施的持续投入，既完善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又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体育相关产业链的增值。这种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通过扩大体育产业产值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改善人力资本质量吸引高素质人才向高附加值产业流动，形成“产业−人才”的良性互动循环（尚文思，2020）。

　　劳动生产率又通过资源释放、技术扩散和配置优化等路径推动产业创新发展。首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显著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释放更多人力与资金用于研发投入及设计创新等高附加值环节（都阳 等，2009）。其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往往伴随技术进步，行业内的生产率差异触发“创造性破坏”机制——高生产率企业通过技术迭代挤压低效企业生存空间，迫使后者加速创新升级或退出市场，从而整体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刘志铭 等，2008）。此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会推动专业化分工深化，促进创新资源精准配置，企业的技术、知识和资本的高效整合能力既能降低生产成本，又能通过产业链细化分工提升创新效率（蔡昉，2021）。聚焦体育产业领域，体育财政支出也可能通过上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如优化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建设智能化体育设施以提升从业人员效率等）作用于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继而又通过资源释放、技术扩散与配置优化等路径，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设H2：体育财政支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展。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引导和塑造区域经济格局的核心工具，对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通过制度激励、成本节约与要素优化等多个角度协同发力，共同构建了产业集聚的动力系统。1）在制度激励层面，财政支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对政府间制度安排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塑造上，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式的激励。孙红玲（2010）提出的“产业纵向集聚与财政横向均衡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表明，财政支出不仅是资金流动，更是通过制度重构，为产业集聚创造公平、协调、有序的宏观环境。2）在成本节约层面，地方政府贴近市场，能有效利用财政资金降低企业在集聚过程中的各类成本（阎川，2018）。3）在要素优化层面，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高新雨等（2019）将财政支出分解为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均能通过投资核心生产要素、提升区位吸引力的方式，促进制造业集聚。

　　产业集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其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效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研究表明，产业集聚通过知识溢出、资源协同、规模效应等路径显著促进产业创新。1）在知识溢出方面，产业集聚通过强化知识传播与技术扩散推动创新，同一产业内部企业的地理集聚通过产业内知识溢出促进创新，并且专业化集聚能够通过增强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降低研发成本，推动产业内技术进步（彭向 等，2011）。2）在资源协同方面，产业集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创新，产业集聚通过增强区域内的资金流动性与创新合作，显著放大了技术与人才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原毅军 等，2020）。3）在规模效应方面，专业化集聚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增强企业垄断地位，使其更有动力进行研发投入，以获取技术垄断收益，同时产业集聚形成共享的劳动力池与知识池能吸引高技能人才和创新资本，为区域创新提供制度性支撑（赵青霞 等，2019）。具体到体育产业领域，体育财政支出也可能发挥上述制度激励、成本节约与要素优化的综合作用，有效推动体育企业及相关机构（尤其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在特定区域形成集聚态势。而这种体育产业的空间集聚，继而又可以通过知识溢出、资源协同和规模效应等，成为激发体育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驱动力量（刘圣文 等，2025）。基于此，提出假设H3：体育财政支出通过提高产业集聚程度推动了体育产业创新发展。

　　本文以2007—2023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未包含西藏自治区、青海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省数据，其中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数据与本研究纳入的省份数据离散程度较大，因此未纳入。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省数据由于统计标准不一致未纳入），实证研究体育财政支出能否提高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其中，因变量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体育相关专利）数据通过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获取，自变量地方体育财政支出以及各省的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参考王会宗等（2024）、刘圣文等（2025），本研究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制定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中A63部类为基础数据源，通过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获取各省份年度体育专利申请量作为区域体育产业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鉴于A63部类涵盖范围包含运动、游戏及娱乐活动三大领域，为提升数据集的产业指向性，研究团队采用双重筛选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净化处理：首先界定体育产业核心活动范畴，继而精准提取与体育运动直接相关的4个子类专利数据。具体而言，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专利分类包括A63B（体能训练器械/球类器材/专项运动装备研发）、A63C（冰雪运动装备设计/运动场地规划）、A63D（球类竞技设备/台球装置改进）以及A63K（马术运动装备/赛马设施研发）4个具有明确产业对应性的技术领域。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直接产出和载体，其申请数量是衡量特定领域技术创新活跃程度与产出水平的核心指标，被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认可（黄勃 等，2023；梁榜 等，2019）。

　　体育财政支出。现有文献在测度体育财政支出时，主要采用以下3种方法。1）直接使用《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数据。早期研究如李丽等（2010）、何国民等（2012）广泛采用年鉴中“体育事业财政投入”指标。然而，由于该年鉴的统计周期较长、发布存在明显滞后性，导致数据时效性不足。近年来在高水平学术研究中采用此指标的学者显著减少，相关成果多见于早期文献或对时效性要求较低的研究领域。2）基于部门预算、决算的精确测算。该方法以各省份体育主管部门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为依据（卢志成，2014）。具体操作上，通常剔除机关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节能环保等一般行政管理支出，将当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科学、彩票公益金等与体育密切相关的支出加总，作为年度体育投入指标（徐飞，2015）。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会导致统计样本大量缺失。3）使用宽口径财政科目作为代理变量。例如，王良健等（2010）采用“文体事业费”代替“体育事业费”，肖琴等（2018）使用“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体育财政投入。本文参考第三种宽口径衡量方式，以各省级年度“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作为体育财政支出的代理变量。主要基于以下3点考量：1）基于体育产业的融合属性。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传媒等产业具有高度的交叉融合性，体育活动开展天然承载着文化价值传播、旅游经济驱动、媒体内容传播及娱乐消费导向等复合功能（姚松伯 等，2017）。2）基于各省市体育局的统计实践。在财政预算编制中，各地按照统一的预算支出科目分类体系，将体育财政支出纳入“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科目进行统计，这属于制度性安排。3）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科目数据在官方财政统计中通常可得性更高、更新更及时，有利于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综上所述，本文使用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代替体育财政支出，能有效反映地方政府对体育及相关融合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是体育财政支出的一个合理性代理变量。

　　参考程名望等（2025）、王会宗等（2024）、李光龙等（2019）的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工业化水平（ind）、人力资本水平（hc）、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社会消费水平（con）、外商投资水平（fdi）、政府干预程度（fgdp）。这些变量从多个角度全面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水平与特征，为后续深入研究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patenti,t为省份i在第t年的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用省份年度体育专利的对数衡量；finance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体育财政支出，用省份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衡量；其他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βi为待估系数，µp为省份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体育财政支出对产业创新发展的潜在作用机制，参考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中介效应分析思路（Alberta et al.，2022；Chen et al.，2020），本文采取两步回归法进行机制检验，即先用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做回归，然后再用机制变量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关于机制变量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之间的理论联系，则主要依托已有文献予以支撑。基于此，构建了如下机制检验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Mi,t表示机制变量，其他变量设定与基准回归式（1）保持一致。

　　表1展示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样本涵盖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共493个观测值。被解释变量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patent1）均值为4.758，部分省份最大值高达8.881，而有的省份数值则为0。数据表明，不同省份在体育产业的创新能力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凸显了我国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同时，部分领先省份的专利数量远高于平均水平，可能存在“马太效应”。核心解释变量体育财政支出（finance）的均值为8.737，标准差为6.417，最小值为0.457，最大值则高达41.720。从数据分布来看，地方政府在体育领域的财政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大部分省份体育财政支出集中于较低水平，而极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极高值，形成典型的右偏分布格局。这种非均衡投入模式可能会对创新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

　　表2报告了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1）（2）列使用OLS回归模型，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第（3）列则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3种不同的模型设定下，体育财政支出系数均在统计学上显著为正，显示出核心结论较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在控制时间与省份固定效应并加入控制变量的第（3）列中，体育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0.026，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地方政府每增加10亿元的体育财政支出，将带动当地体育产业创新水平提升2.6个百分点，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1，即财政支持对体育产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控制变量方面，从第（3）列可以看出，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对体育产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高消费水平的地区拥有更加多元化、高质量、数字化的体育消费环境，这种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动力和市场空间。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人均GDP和外商投资水平越高的省份体育创新发展水平越高，凸显了人才储备与经济发展对于体育创新的基础性作用。

　　为检验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影响的稳健性，本文采用3种不同的衡量方式重构因变量。首先，用体育专利申请授权数（patent2）替换体育专利申请数；其次，对因变量进一步进行分类，将体育专利细化为发明型专利（patent3）与实用型创新（patent4），并在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在所有模型设定下，体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增加体育财政支出可显著提升体育产业创新发展，验证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此外，尽管部分控制变量在不同模型中显著性有所波动，但整体影响方向保持稳定。

　　同时，本文基于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录中筛选出304家与体育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筛选过程遵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首先，将行业门类限定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随后在该门类下选取行业名称明确指向体育核心活动及其支撑服务的六类细分行业，包括彩票活动（R904）、健身休闲活动（R893）、体育场地设施管理（R892）、群众文体活动（R887）、其他体育（R899）以及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代理服务（R905）。该筛选方法兼顾行业相关性与创新属性，有效聚焦体育产业内真正驱动技术进步与业态升级的创新主体，从而提升实证分析的靶向性与政策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各省份拥有的体育类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作为体育产业创新产出的替代性测度指标，替代体育专利申请数，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第（4）列所示，体育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高度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替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1，即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考虑到体育类专利在部分年份和省份存在大量0值，若直接对原始专利数取对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会忽略一些存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但专利数为0的观测值，这可能会导致研究低估体育财政支出对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真实影响水平，从而导致回归系数偏离真实值。而Tobit模型则允许因变量在0值处被截断，并假设观测值背后存在一个潜在连续变量，将忽略的观测值纳入回归，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地区创新能力的真实分布。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方法，以更合理地处理因变量受限问题。表3第（5）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此回归模型下，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主回归基本保持一致，且回归系数等于主回归，证明了原模型的稳健性。

　　考虑到体育财政支出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之间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体育财政支出（l.finance）作为工具变量（IV）（肖泽忠 等，2013；张鹏杨 等，2023），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表4报告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IV）对当期体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F值为359.206，远高于阈值10，表明该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瓦尔德F统计值为1034.646，进一步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第二阶段中，控制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变量后，去除扰动项干扰后体育财政支出拟合值（finance*）的回归系数为0.030，且在1%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体育财政支出对专利产出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财政投入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促进效应依然稳健成立。同时，模型整体拟合优度为0.970，显示出良好的解释能力。综上所述，通过引入滞后一期体育财政支出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进一步增强了研究发现的可信度。

　　为进一步考察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5报告了各区域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体育财政支出的系数来看，其对体育专利产出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地区，体育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14，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财政投入对东部体育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相对有限；在中部地区，体育财政支出系数为0.061，且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持能够有效推动该地区体育技术创新；在西部地区，体育财政支出系数最高，达到0.107，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投入在西部地区的边际效应最大。这一结果表明，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机制较成熟，体育产业创新可能更多依赖市场化资源配置与企业自主投入，政府体育财政支出的边际贡献相对较低；而中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体育财政支出在弥补市场不足、引导资源集聚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体育产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体育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弥补基础设施、人才培育和技术研发方面的短板，推动体育技术创新的起步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体育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不足，财政投入在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具有显著的“补位”作用。财政资金往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刺激，从而大幅提高体育创新的起点和发展速度，并且由于财政投入的乘数效应更为明显，每一单位体育财政支出都能带动更大的社会产出和创新活动，因此其系数最高。综上所述，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政策效果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因此，在未来的财政资源配置中，应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差异化扶持策略，在东部地区侧重制度环境优化与市场机制完善，在中西部地区则强化财政投入力度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以实现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区域协调推进。

　　为进一步考察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是否受到区域经济协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本文依据“是否属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对样本进行划分，并分别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表6报告了经济一体化和非一体化两类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第（1）列经济一体化体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08，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第（2）列非经济一体化地区回归系数则达到0.093，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专利产出的激励作用在非一体化地区更为突出，在经济高度融合的区域则相对弱化。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以下机制：1）经济一体化地区市场成熟度较高，体育产业创新更多依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企业研发和资本投入，政府体育财政支出的边际贡献相对下降；2）非经济一体化地区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体育财政支出在优化配置效率、弥补市场机制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失灵与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3）经济一体化地区往往拥有更强的技术外溢渠道（如外资引入、跨区域合作），使得体育财政支出不再是推动创新的主导力量。综上所述，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协同程度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这一发现为未来财政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在经济一体化地区政府应更注重制度环境优化与市场机制完善；而在非一体化地区，政府则需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以实现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国家统计局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解释，本文采用各省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体育系统从业人数的方式衡量体育产业劳动生产率（LP），并进行机制检验。在控制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量之后，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体育财政支出对于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体育财政支出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劳动生产率又从资源释放、技术扩散等路径提高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因此，体育财政支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展，验证了假设H2。

　　参考姚松伯等（2017）和杨卫武等（2015）的做法，本文采用产业比重指数（CI指数）来衡量省际体育产业集聚度，选用该指数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集聚状况，加之计算过程相对简便，因此在数据难以获取的体育产业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性。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X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各地区内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产值之和），∑Xi,t表示第t年全国体育产业总增加值（全国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CIi,t越大表明该地区体育产业集聚度越高。由于目前体育产业统计尚不完善，各省份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本研究采用制造业中的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产值之和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作为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替代指标，并用于计算体育产业集聚度（姚松伯 等，2017）。

　　本文通过进行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集聚水平（CI）的回归分析，检验其作用机制，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体育财政支出对于体育产业集聚有负向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体育财政支出导致的资源错配、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可能会抑制体育产业集聚。1）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配置中常存在非市场化倾向，偏好特定企业或项目，这会导致资本、人才等要素未能有效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市场主体，从而削弱集聚基础（Bucovetsky，2005）。2）在政绩驱动下，部分地区盲目推动本地体育产业发展，忽视区域协同，甚至采取隐性地方保护主义措施，造成产业重复布局与低效竞争（李承怡，2019）。因此，体育财政支出虽具短期激励作用，但其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可能在中长期抑制体育产业的集聚发展。同时，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产业集聚会从知识溢出、资源协同、规模效应等方面提高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因此得出结论，体育财政支出通过抑制产业集聚的方式负向影响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即假设H3不成立，产业集聚在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效应中存在遮掩效应而不是中介效应。

　　基于已有研究，发现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分布的特征，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探究体育财政支出对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模型选择上，通过莫兰指数验证了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表明邻近地区的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为进一步明确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本研究采用LM检验进行初步筛选。检验结果表明，LM-Error和LM-Lag指标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显著。此外，LR与Wald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P＜0.01），表明SDM模型无法通过简化形式（SAR或SEM）充分捕捉空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因此，综合检验结果与模型拟合需求，最终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全面刻画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如表8和表9所示。

　　表8结果显示，ρ的系数显著为正（0.096），第（1）列体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系数为0.015，且在10%水平显著。同时，第（2）列体育财政支出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076，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体育财政支出对本地创新的直接影响被放大。综上所述，体育财政支出对于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体育财政支出会带动周边地区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活动水平。

　　进一步通过表9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发现，在经济矩阵下，体育财政支出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82，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体育财政支出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体育财政支出对于周边地区的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与空间杜宾回归结果一致，证明了体育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的稳健性。

　　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了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直接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1）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体育财政支出每增加10亿元，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将提升约2.6个百分点。该结果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时间窗口、更换估计方法等多重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良好稳定性，并通过内生性处理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并且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展现出更强的激励效应。3）机制检验揭示了体育财政支出影响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双重路径：一方面，财政投入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财政投入可能因抑制产业集聚效应而对体育产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4）此外，本文还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体育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体育财政支出不仅对本地体育产业创新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还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总体而言，体育财政支出在整体上对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政策效果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的影响，呈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和空间关联性。因此，在制定财政支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和空间互动关系，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政策效能的最大化。

　　本研究发现，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需要在政策设计中更好地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此，提出以下优化建议。1）合理优化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鉴于体育财政支出对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显著正向效应，政府应持续加大并优化体育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建立投入与创新绩效的联动机制，提升财政资金对产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撬动作用。但同时也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无偿拨款，更多采用“后补助＋绩效挂钩”“创新券＋政府采购”“风险补偿＋贴息贷款”等市场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跟进投入。2）因地制宜发挥区域差异优势。深刻把握“由西向东递减”及“非一体化区域更强”的区域异质性规律。对中西部及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地区，应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支持市场培育，重点建设体育科技孵化器、区域性体育技术交易平台，并补贴第三方评估机构，降低企业创新试错成本。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则应鼓励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体育产业引导基金，财政资金主要承担风险分担功能，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向高端技术突破和国际化发展，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模式。3）财政政策需兼顾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一方面，通过支持职业培训、搭建“产学研”平台和智能化改造等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应建立“负面清单＋动态评估”机制，对低效、同质化项目要及时调整或停止拨款，并通过税收优惠、用地弹性出让等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自主优化布局，防止无效集聚。4）重视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区域协同。可探索跨省域的体育产业创新协同基金或补偿机制，由毗邻省份共同注资、市场化管理，用于支持跨区域科技项目；同时，推动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与人才流动机制，完善跨省研发费用抵扣和人才积分互认制度，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